对话肿瘤流行病学专家李文庆：改写全球幽门螺杆菌与胃癌防控的认知，把胃癌挡在发生之前｜肿瘤防治宣传周⑤

每经记者｜林姿辰    每经编辑｜许绍航    

胃癌是中国第四大肿瘤杀手。根据《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2024年全国估计有34.20万人发病，24.87万人死亡。为什么国内胃癌死亡率居高不下？为什么大量患者一发现就是晚期？答案不在手术室，而在现场和实验室里。

作为擅长肿瘤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的学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文庆常年在胃癌高发地区、分子实验室两头跑。虽然这份工作不被行外人知晓，但他和团队的发现既改写了全球指南，也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餐桌。

“时空环境不同，很难说现在做流调是不是真的更容易了。”2026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前夕，李文庆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他表示，现在组建专业防控团队比40年前要容易得多，但时代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文庆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神秘的流调人：不在门诊看病号，跑到现场看“人群”

根据《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按照发病率排序，消化道肿瘤在前十大恶性肿瘤中占了一半；而按死亡率排名，排在肺癌之后的五个肿瘤均为消化道肿瘤，其中李文庆重点研究的一种上消化道肿瘤——胃癌排在前列。

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2024年全国估计有34.20万例发病，24.87万例死亡，呈现明显地域差异：西北、华北等地高发，农村地区发病率、死亡率高于城市。为了防止死亡率上升，临床医生在台前救病人；而为了降低发病率，研究者们在幕后找危险因素、定防治策略，更像肿瘤防控的总设计师。

具体来说，李文庆的工作横跨宏观与微观：宏观上，梳理胃癌在不同地区、年龄、人群中的分布特征，明确高发区域与高危群体；微观上，依托分子流行病学手段，挖掘危险因素致病机制、筛选分子标志物，实现高危人群精准识别。两者结合，形成从发现规律到验证机制、再到人群干预的完整闭环，这也是胃癌防控的核心逻辑。

其中，社区、村庄、家庭是饮食、生活习惯、感染因素与遗传基因交织的复杂系统，藏着胃癌发生的一线密码。相较实验室工作，这种在真实世界中开展的研究更不可控，挑战也更多。

“我们需要与个体打交道，还需要获得当地卫生系统乃至政府层面支持，与村干部、乡镇卫生院等多方协作。”李文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由于一开始无法确定谁是高危人群，最初的工作仍是非常广泛的筛查。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幽门螺杆菌检测、遗传易感性检测等手段，后期才能明确哪些人是更高危的群体。

“三代以内有胃癌家族史的人只在整个高危人群中占一部分，只调查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李文庆表示，如果家庭中已有直系亲属患胃癌，肯定会被视为潜在的高危对象予以重点关注，但胃癌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越来越多，与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提高也有关，多种因素交织，加大了前期调查难度。

从对照研究到干预试验，县城调研改写全球胃癌指南

山东省临朐县，是李文庆团队的“主战场”。上世纪80年代，这个县城在全国死因调查中被确定为胃癌高发区，当地男性胃癌发病率为70/10万，远高于一般人群的“20/10万以下”。

自1983年开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与临朐县卫生部门合作，进驻当地进行了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从最初小规模病例对照研究，到1989年建立队列研究，再到上世纪90年代启动干预性试验，团队如今已覆盖约23万调查人群，其中约5万人完成内镜筛查，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覆盖人群最广的胃癌研究之一。

据李文庆介绍，团队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群众当前及既往的环境生活方式暴露情况，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现状资料，进而与胃癌发生风险建立潜在的病因学关联。其中，团队还会应用生态学研究方法，比较不同地区的胃癌发病率为何存在差别。

例如，团队发现临朐与邻近某县的胃癌发病率差别很大，而另一个县城是著名的大蒜产区，两地饮食习惯存在显著差异。依托这一调查，团队提出“大蒜可能是胃癌防护因素”的病因假设。

后期，团队还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比较患癌者与未患癌者的饮食、生活方式，构建出其他病因学关联。比如，吸烟者如果同时感染幽门螺杆菌，发生胃癌的风险会极大增加；食用新鲜蔬菜水果比例过低、食用腌制食品也是危险因素。在微观层面，团队还发现血清中维生素C水平过低，胃癌发生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在建立病因学因素的潜在因果证据后，团队试图进行干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干预试验的干预性研究。据李文庆介绍，通过在人群层面进行根除幽门螺杆菌，对比治疗与不治疗人群后期癌前病变的进展情况和胃癌发生情况，明确这些因素是否有助于抑制胃黏膜病变进展、预防胃癌发生。

李文庆团队的研究，彻底改写了全球幽门螺杆菌与胃癌防控的认知。2014年、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两次发布胃癌防控指南，均将该团队的干预研究作为关键支撑——根除幽门螺杆菌可有效降低胃癌发生和死亡风险，这一结论成为全球共识。

建立胃癌防控链，既改造医院，也影响老百姓餐桌

“我可以特别自豪地说，在全国县域单位里，临朐的胃癌防治工作绝对是拔尖的。”

李文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临朐县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从上世纪的近80%大幅下降到约40%，胃癌发病率持续下降，已经形成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胃癌防控链条。现在走进临朐县医院，就能看到宣传栏上密密麻麻的国家级奖项——这家基层医院的内镜与病理团队早已全国知名，常年受邀在全国筛查交流会上分享经验。

在李文庆看来，这些成果首先得益于基层医疗能力的全面升级。在临朐县，幽门螺杆菌是胃癌主要危险因素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除了县医院外，乡镇卫生院乃至众多村卫生室都具备规范的幽门螺杆菌检测能力，当地内镜科、病理科的人才队伍与硬件设施同步完善，是其胃癌防治网络的重要基础。

其次，作为国家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临朐县老百姓对内镜筛查的接受度很高。李文庆表示，临朐模式和其他地区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点，在于全员活检，即医生不只在胃镜下看到明显病变才取组织，而是只要患者没有出血倾向，医生就会在贲门、胃窦小弯等关键部位常规取活检，再做病理诊断。

他解释称，内镜下黏膜正常不代表病理没有异常。显微镜下能看到细胞层面、组织结构的早期细微改变，这些变化肉眼无法识别。通过内镜与病理的双重判断，才能把那些内镜看似正常、但已出现早期病变的高危人群精准找出来。

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李文庆注意到，过去临朐县的饮食重盐重油，如今普遍趋向清淡，群众戒烟意识也明显增强。在长期健康宣教下，从临朐县县级机关到乡镇民间，聚餐时主动使用公筷公勺正逐渐成为常态。

“受传统合餐习惯影响，分餐、公筷本不易推广，改变千百年形成的饮食习惯也很不容易，县级单位能有这种重视程度，非常让人惊叹。”李文庆说。

临朐样本不可“完全复制”，但政府投入研究总是值得的

过去四十年，游伟程、潘凯枫、李文庆等三代科学家赓续接力，常年扎根乡村一线，一“追”许多家庭就是几十年，与三代人建立了坚不可摧的信任。

他的团队里有个人人熟知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团队从北京运送设备到临朐，累计为约40000名群众免费检查胃部病变与早期胃癌，并对确诊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其中，一位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在筛查中发现早期胃癌并及时治愈，如今已儿孙满堂。“每次我们去拜访她，她都要穿上新衣服等着我们，场面特别温馨。她特别感谢这个项目，觉得如果没有当时的筛查，三个孩子以后的日子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临朐模式”能否在全国其他地区快速复制？李文庆表示，目前全国还有不少和临朐一样、具备较好工作基础的胃癌高发地区，如果当地同样属于上消化道癌高发区，且危险因素构成与临朐县接近，以根除幽门螺杆菌为一级预防、以内镜筛查为二级预防的组合策略，就能大幅降低胃癌发病与死亡风险。

但是，中国地域广阔、人群差异大，部分地区存在特有危险因素，若不先厘清本地病因，单纯照搬模式效果有限。李文庆坦言，现在组建专业防控团队比40年前要容易得多，但时代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比如，过去物资条件相对匮乏，群众对优质医疗资源格外渴求，参与意愿很高，而现在不少群众更看重外出务工、谋生增收，对健康筛查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另外，地方政府也有自身的重点工作清单，肿瘤防控未必能被优先列入核心事项。不同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下，胃癌防控模式的推广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中国人口太多，筛查高危人群的工作量就非常大，政府层面需要做出很大支持。”李文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开展全面性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需要政府层面出资，目前团队正在做卫生经济学研究，探究这些付出是否值得。

“我们有一项工作已经投稿但尚未发表。研究表明，由政府覆盖一定比例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费用，虽然从全人群角度看，前期投入很大，但长远来看是具有成本效益的。希望这能给政府决策吃下一颗‘定心丸’。”李文庆说。

另外，李文庆团队还在实验室中通过多组学等手段探索分子标志物以“富集”高危人群，构建胃癌高危人群筛选风险预测模型，并进行一级预防获益效果评估，有望进一步构建胃癌的精准防控体系，从根本上降低患胃癌后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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